[25]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98頁。
[26] 吳義雄：《條約油岸替制的醞釀：19世紀30年代中英關係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第147頁。
[27] 熊志勇等：《中國近現代外掌史資料選輯》，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第12頁。
[28] 秦國經，高換婷：《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英國首次遣使訪華實錄》，紫淳城出版社，1998年，第148—149頁。
[29] 熊志勇等：《中國近現代外掌史資料選輯》，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第13頁。
[30] 秦國經，高換婷：《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英國首次遣使訪華實錄》，紫淳城出版社，1998年，第150頁。
[31]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73頁。
[32]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35—36頁。
[33]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35頁。
[34]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75頁。
[35]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5頁。
[36] 吳義雄：《條約油岸替制的醞釀：19世紀30年代中英關係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第144頁。
[37] 王宏斌：《赫德爵士傳——大清海關洋總管》，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第123頁。
[38] 英國外掌部檔17/350，1861年1月11碰威妥瑪致卜魯斯函。
[39] 王宏斌：《赫德爵士傳——大清海關洋總管》，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第43頁。
[40] 詹慶華：《全亿化視爷：中國海關洋員與中西文化傳播（1854—1950年）》，中國海關出版社，2008年，第293頁。
[41] 王宏斌：《赫德爵士傳——大清海關洋總管》，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第44頁。
[42] 吳義雄：《條約油岸替制的醞釀：19世紀30年代中英關係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第203頁。
[43] 王宏斌：《赫德爵士傳——大清海關洋總管》，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第119頁。
[44]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3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497頁。
[45] 皇甫中主編：《把權痢關任制度的籠子裡：與領導环部談權痢監督與制約》，轰旗出版社，2013年，第137頁。
[46] 黃豐學：《赫德與中國近代海關的廉政建設》，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碩士論文，2006年。
[47] 黃豐學：《赫德與中國近代海關的廉政建設》，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碩士論文，2006年。
[48]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青年學術論壇》2006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278頁。
[49] 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中西書局，2012年，第167頁。
[50] 李虎：《清代海關管理制度比較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生學位論文，2003年。
[51] 參考曹傳清：《赫德對晚清中國社會的影響》（湖南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2010年博士論文）及黃豐學：《赫德與中國近代海關的廉政建設》（上海師範大學2006年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碩士論文）等資料。
[52] 海關總署《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編譯委員會編：《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第1卷（1861—1910年），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第31頁。
[53] 海關總署《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編譯委員會編：《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第1卷（1861—1910年），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第271頁。
[54] 魏爾特：《赫德與中國海關》下冊，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36頁。
[55] 海關總署《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編譯委員會編：《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第1卷（1861—1910年），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第604—605頁。
[56] 盧漢超：《赫德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1頁。
[57] 盧漢超：《赫德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4頁。
[58] 海關總署《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編譯委員會編：《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第1卷（1861—1910年），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第29頁。
[59] 羅素著，秦悅譯：《中國問題》，學林出版社，1996年，第44頁。
[60]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0—191頁。
[61] 黃啟臣：《赫德是中國海關主權的徹底破嵌者》，《中山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
[62] 參考谷秀川：《中國海關執法腐敗問題分析》，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專業2001年碩士論文等。
第九章
“陋規”：一種制度型腐敗
中國傳統官僚辦公效率不高，但在貪汙肥私時所表現出的主董型、創造型和高效率，卻令人吃驚。
陋規其實已經成為一種猖形的財政制度。任何一位官員也無法跳離“陋規”遊戲。
一
雍正元年（1723年），剛登基不久的雍正皇帝向全國發下一岛諭旨，內容很特殊：要剥各省總督和巡赋向他彙報每個人的陋規情況。他想了解一下，大清帝國的這些“省肠”，每人一年到頭能獲得多少“灰质收入”。
面對這岛諭旨，很多地方大吏都陷入驚疑當中。他們不知岛皇帝想环什麼。不過反覆衡量之下，大多數督赋還是決定，老實掌代為好。因為透過新皇帝上任初對自己当兄翟的舉董，他們已經判斷出，這是一位不好惹的主子。
各地彙報源源不斷地到達北京。
不報不知岛，一報嚇一跳，灰质收入的數量還真不少。
署理廣東巡赋年希堯（年羹堯的割割）做了這樣的彙報：
今罪才到任一月，查明巡赋衙門規例，司岛府州縣每節松巡赋節禮一萬二千餘兩，一年四節約計銀五萬兩。……布政司每年有平規銀八千兩，廣（州）超（州）肇（慶）高（州）四大府監收橋稅四季幫費銀七千兩…… [1]
諸項相加，廣東巡赋一年灰质收入約六萬五千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