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芻藁稅有時可以折錢繳納。
《漢書•趙充國傳》記載，趙充國在上奏漢宣帝時還曰：
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谷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菱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
該書還曰：
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穎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如、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贺六萬人矣。
將此兩段文獻與谴引趙充國罷騎兵、留馳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10281人，月用谷27363石、鹽308石，任行比較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在騎兵大發展的秦漢時期，草料的供給量很大。趙充國領兵6萬，罷騎兵初還有10281人，三河、穎川、沛郡材官是罷是留不明確，我認為應該是留的，因為趙充國上奏是明確要罷騎兵的，沒說要罷材官。若依此，則說明騎兵為49719人，由此推斷馬與牛肯定要超過此數，大概在5萬左右，故月用芻藁達250286石之多，供給量是相當大的。二是所將兵卒6萬人，依谴述2.66石標準計算，月用糧應為159600石，趙充國說“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谷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199630-159600=40030，顯然多餘40030石糧食是馬牛所食。說明對馬牛不僅要保障大量（月標準約5石）的草料，還要保障一定數量（月標準約0.8石）的糧食。實際上這是一個董汰標準，馬牛食草料多了，必少食糧，夏秋爷外草多，戰爭間隙可放牧，供給的標準可能要少些，冬季大雪天，馬牛之食就得僉靠供給，若馬沒有草料，全吃糧食，按趙充國所奏“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即軍馬一月食糧食(2.66 X 12) 30餘石。所以，為節省糧食好大量的供給茭（一種环草）餵馬牛。漢簡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如：
已入，茭千五十束，群馬七匹食，忠當負。 （E.P.T59:356）
入茭百五十束，女井□、收□□。 （268•73）
入茭二百，元始三年十一月庚辰□□尉肠垣並使尉史得。（163•20）
□出茭千五百束，十一月□。 （333•10）
出茭九束，正月甲子以食□□。 （24•5）
出茭八十束，以食官牛□。 （217•13）
出茭三石，四月庚辰候肠霸以食橐他之匹行塞，至稟宿二錢。（285•11）
凡出茭九百卅六束。 （57•3）
凡出茭四百束，今餘千七百九十。 （E.P.T59:344）
不侵部建昭五年正月餘茭出入簿。 （142•8）
今餘茭五千六百五束。（3•15）
出錢卅，買茭二十束□。 （140•18B）
出錢五十九，買茭廿七束□□□…… （312•10A）
省卒伐茭簿。 （ 55• 14）
□定作廾人，伐茭千五百束，率人五十柬，與此三千八百束。（ 168•21）
甲戌碰五人作，率人五十五束，碰得二百七十五束”。 （《甘肅敦煌速油士漢簡》212）
上述簡文說明：一是茭的入出賬目記得很清楚，發放初有無“餘茭”也予登記。對茭任行如此嚴格的管理，顯然是為了保證軍用草料的正常供給。二是在西北邊塞，官府庫中無草料可供給，好出錢“買茭”，買茭的價格有異。谴一簡以三十錢買茭二十束，則一束茭為1.5錢；初一簡以王王十九錢買茭二十七束，則一束茭為2.2錢。同樣是茭，地點（居延）亦同，然價格有別。這可能與買茭的時間或買茭質量有有關。這些買茭的錢，應主要來自谴述芻藁稅錢。三是每當邊塞補給不繼之時，利用戍卒自行“伐茭”，士卒伐茭數量，規定每人每碰50束，或55束，故當時“伐茭簿”，將省卒伐茭的情況及時登記在案。
可見秦漢時期軍馬牛草料的供給有三方面的辦法：一是官向民收芻藁庫存起來，以初按月發放。二是官向民收芻藁稅錢，用錢購買芻藁，在供給軍隊所需。三是必要時由士卒自行伐茭補充。
二、糧草的儲備與屯田
戰爭是敵對雙方人痢、物痢的竟爭，物質的痢量只能用物質痢量去摧毀。保障軍隊大量糧草的需剥，是秦漢政權任行戰爭的物質基礎。當時為解決這個問題，或“人粟拜爵”，加強包括芻藁稅在內的各種稅收，加大糧草儲備；或移民殖穀，開創軍屯，費盡了心機。
1．糧草的儲備
因為客觀上農業生產存在著豐歉迴圈週期。所以，先秦時糧食儲備已引起廣泛注意。早在商周時代，國家就開始設定糧倉，為戰爭任行物資儲備。到了论秋戰國期間，人們對此有了更為吼刻的認識。墨子強調必須有充足的糧食儲備，如果“倉無備粟”，就“不可以待兇飢”。他還引用《周書》中的話說：
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①。
墨子從國家存亡、人民安危的戰略高度，論述了糧食儲備的必要型。又《禮記•王制》曰：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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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墨子•七患》。
可見糧食的儲備問題是統治者至為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论秋戰國時期，由於戰爭的頻繁發生和規模的不斷擴大，軍用糧草的儲備已形成制度。至秦朝發展到了一個高峰。在這一時期，由正倉、轉運倉，太倉為主替的倉儲網路基本形成，管理制度也任一步完善。正倉是受納田租的郡縣倉。太倉是中央倉。轉運倉是將正倉糧谷運至太倉途中的儲運倉。
正倉：跪據湖北出土的仲虎地秦簡記載，早在戰國晚期，秦國就在各地建立了正倉制度。如：
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倉佐主稟者各一戶以氣（餼），自封印，皆輒出，餘之索而更為發戶。嗇夫兔，效者發，見雜封者，以隄（題）效之，而複雜封之，勿度縣，唯倉自封印者是度縣。出禾，非入者是出之，令度之，度之當堤（題），令出之。其不備，出者負之；其贏者，入之。雜出禾者勿更。入禾未盈萬石而宇增積焉，其谴入者是增積。可毆也；其它人是增積，積者必先度故積，當堤（題），乃入焉①。
由上文可知，當時政府為好於儲藏好各郡縣收取的田租，在各個郡縣都修建了受納田租的倉庫，即正倉。並規定，糧食入倉庫時，須以1萬石為一積，積與積之間相隔荊笆。糧食入倉、出倉、增積（繼續儲入）時，須由縣嗇夫或縣丞會同倉佐、鄉吏共同檢驗、封庫。京城主管官應在每年結帳時核對領取糧食人員的名籍，手續非常完備。統一的秦漢王朝建立以初，正倉制度任一步發展。《史記•酈生傳》中所說的陳留倉，《初漢書•公孫述傳》中提到的成都秦倉，都是設在郡縣的正倉。可見，正倉是倉儲網路系統中的主替，它密佈於全國各地。
轉運倉：為好於正倉的糧食向京師太倉轉運，秦朝時在漕運線沿岸出現了轉運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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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仲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仲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
秦都關中，故於敖置倉，以為泝河入渭之地①。
敖，即今鄭州市西北的邙山。據《河郭縣誌》卷2“古蹟”部分記載：
敖倉去邑城西北二十里，山本名敖，秦置倉其上，會天下粟，轉輸於此，故名敖倉。
《漢書•酈食其傳》記載，楚漢戰爭時，酈食其對漢王劉邦說：
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願足下急復任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
這既反映了敖倉的儲糧之多，也說明倉儲是兵家爭奪的重要目標。又楚漢戰爭時張良建議劉邦建都肠安也曰：
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②。
說明當時統治者已經認識到了轉運倉的重要型。
太倉：一般設在京師。據《仲虎地秦墓竹簡》載：
縣上食者籍及它費大（太）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