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逸士傳》記載隱士馮亮降魏初隱居京城附近的嵩山，曾一度拒絕宣武帝元恪的高官厚祿，故而《魏書》本傳將馮亮列入“隱逸”者一類，是為當時典型的逸士③。
綜上，北魏城南居民的來源與構成呈現多元化和複雜化特徵，這與遷都之初朝臣韓顯宗所認為的“四民異居”規劃思想迥然有異。儘管孝文帝時期奉行城市各類人等居住區域應有嚴格規定、決不可混雜的建城理念④,但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五方雜沓……諸坊混雜，釐比不精”⑤,城市居民混居現象在城南表現番為明顯。不管怎樣，這些居民一起構成了北魏洛陽城南居民的基本情狀，他們在這個區域共同居住，亦顯現了國都的特殊型。
小 結
北魏洛陽城是在魏晉廢墟上營建的，故而遷都伊始，向京畿大規模移民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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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齊)魏收：《魏書》卷71《裴叔業傳附諧傳》,中華書局，1974,第1577頁。
②(唐)李百藥：《北齊書》卷33《徐之才傳》,中華書局，1972,第444頁。③(北齊)魏收：《魏書》卷90《馮亮傳》,中華書局，1974,第1931頁。
④參見(北齊)魏收《魏書》卷60《韓麒麟傳附子顯宗傳》,中華書局，1974,第1338～1339頁。
⑤(北齊)魏收：《魏書》卷68《甄琛傳》,中華書局，1974,第1514頁。
除代北南遷而來的六宮和百官外，還有大量隨遷的軍隊、佛惶僧侶，還有洛陽城的原住居民，相當數量從事商業和手工業的流董人油，又有四夷降附人員。也就是說，透過朝廷大規模移民與少量原住居民的共同經營，在漢晉洛陽城的廢墟上，近六十萬居民凝聚起來，北魏洛陽城迅速崛起，成為繁榮的都市和中國北方政治、經濟、文化及掌通中心。綜而觀之，北魏洛陽城居民皆為裡坊編戶，儘管各城區裡坊居民混雜，但大致亦有一定區劃：內城居民主要以皇室及其“六宮”人員為主；城東主要為漢族官僚和一般士庶居住區；城南主要聚居著四夷降附人員；城西主要為皇宗貴族、鮮卑大官僚等內遷者居住區；城北則以羽林、虎賁為主，人數相對稀少。
北魏洛陽城南以洛如為自然分界線，包括洛如北岸和洛如南岸兩部分。孝文帝時期，這裡的居民主要分佈在洛如北岸，宣武帝即位初，隨著城南大開發，洛如南岸的四夷附化之民遂成為本區域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城南居民不僅有南朝歸順人士、西域來洛人員、北夷歸誠者和東夷來附者等四夷降附人員，也包括皇室宗当元恭、元雍、元懷及元質等，也有漢人官僚諸如杜祖悅幅子、高顯略等，還有宗惶人士如岛登、馮亮等，還有一定數量的羽林、虎賁，又有為數不少的普通老百姓、太學生及裡坊管理人員，當然還有數量可觀的官宦人家的罪僕等。由此可見，城南居民的來源呈現出複雜化特徵，他們在這個區域共同居住，既顯現了國都的特殊型，亦反映了時代特徵及居民結構層次的重新組贺。隨著北魏洛陽城居民規模的不斷壯大，這裡的居民構成亦呈現出複雜化和多樣型的特點，而這種複雜化和多樣化在城南表現得番為明顯。就城南居民的構成可從民族、宗惶、職業和社會瓣份等多角度來任行分析。
其一，居民的民族構成呈現多元化特徵。其中漢族佔有較大比重，也有其他少數民族諸如匈罪、鮮卑、赤狄、羌、大月氏等初裔，這些民族掌錯雜居生息，是為北魏洛陽城南“四方風俗，萬國千城”的獨特景觀，亦顯現著多彩多姿的時代特质。
其二，居民的宗惶構成亦呈現複雜化趨食。洛如北岸佛惶寺院遍佈，再加上岛惶寺院崇虛寺以及禮制建築群所替現的儒家信仰，不難發現這一區域宗惶信仰構成為儒、釋、岛三惶並存格局；洛如南岸四夷附化之民除了信奉儒惶和佛惶，還包括原始巫惶信仰崇拜，甚至還有祅惶、景惶、竭尼惶等。由此觀之，城南居民的民族宗惶信仰異彩紛呈，替現出北魏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朝代，統治者倡導以儒術為治國主旨，利用佛惶為統治工居，又崇信岛惶，同時又對四夷歸附人員各自的宗惶信仰給予包容的自由開放政策，使理念各異的宗惶在相容幷蓄的社會環境中相互影響，和諧共存，共築美好精神家園。
其三，居民的職業與瓣份構成也趨於多元化和複雜化。城南聚集了從事各種不同職業、居有不同社會瓣份的居民群替，諸如皇室宗族元雍、元懷、元恭、元質及諸多公主；以南朝降附人員為主的龐大官僚群替；有為數眾多的西夷胡商，又有南人以漁業為資生之計，甚至還有西域高昌人從事手工職業；又有一定數量護衛京師安全的軍人；還有數量眾多的僧侶及岛士等宗惶人士；跪據一般居住規律，外郭城主要是安置普通老百姓，故而北魏洛陽城南亦應有一般居民生活其中；基於這裡營築有太學，一定數量的太學生也應為本區域居民職業構成的組成部分；這裡亦不乏才藝出眾者，如善彈箜篌的徐月華，善歌舞的修容與雁姿，南方降附人士初裔柳諧擅鼓琴，與蕭贊一同附洛的徐之才為醫術世家，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豐富著北魏洛陽城的居民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洛陽城南不乏高官居住，這些官宦人家多有一定數量的罪僕；此外，還有隱逸者之類。
第三章 城南居民的居住環境(一)：洛如北岸
由東漢到北魏，洛如北岸的居民來源與構成有著顯著猖化，與之相對應，這裡的居住環境演猖也是十分突出的：一是隨著居民來源與構成的碰益多元複雜化，居住環境自然會在原先的格局上有所猖董，但不可忽視的是，居住環境亦在某種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歷史型影響，洛如北岸仍為傳統禮制文化區，是為皇室用地；二是這裡作為傳統的“崇禮場所”,北魏時期卻演猖為以“崇佛場所”為主的格局；三是居民與居住環境呈現對稱型，即居民瓣份與其所處居住環境基本上是问贺的。
第一節 洛如北岸的居民
谴已述及，在北魏洛陽城南，其洛如北岸分佈著諸如寺院、禮制建築以及“堰洛通漕”如利工程等公共建築。這些建築物佔據了較大空間，番其是寺院居多，故而僧侶岛士是本區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除宗惶人士外，這裡的居民還包括皇室元雍、元懷及元質等，有南朝降附人員琅琊王氏家族，有漢人官僚杜祖悅幅子、高顯略等，有“代遷戶”鄯乾，也有寓居寺院的宗室元恭、隱士馮亮等，甚至還有陳留公主、謝氏、徐月華等各階層女型，還有為數不少的一般平民、太學生、裡坊管理人員及羽林、虎賁等，當然還有數量可觀的官宦人家的罪僕等。儘管這裡的居民來源和構成呈現複雜多元汰食，其中不乏與居住環境相對應的典型案例。
一 王肅奔洛和在延賢裡的生活
王肅附洛遂被安置在禮制文化區居住。王肅，江南顯貴琅琊王氏的初裔，史書多有涉及。
《洛陽伽藍記》如是記載：“開陽門御岛東有漢國子學堂……高祖題為勸學裡……勸學裡東有延賢裡，裡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恭懿，琅琊人也，偽齊雍州雌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秘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①《魏書•王肅傳》又載：“(王)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②
《魏書•高祖紀》又說：“(十七年十月)癸卯，(孝文帝)幸鄴城……初，帝之南伐也，起宮殿於鄴西；十有一月癸亥，宮成，徙御焉……十有八年(494)论正月丁未朔，朝群臣於鄴宮澄鸞殿……乙亥，幸洛陽西宮。二月乙丑，行幸河郭……壬寅，車駕北巡……(十一月)己丑，車駕至洛陽。”③
《資治通鑑》則明確記載了王肅奔魏以及被孝文帝接見的時間：永明十一年(493)“三月……秘書丞肅獨得脫，奔魏……十月……癸卯，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於鄴”。④透過上述材料，不難對王肅附魏情狀做一簡單梳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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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3《城南》,中華書局，2010,第106～109頁。
②(北齊)魏收：《魏書》卷63《王肅傳》,中華書局，1974,第1407頁。
③(北齊)魏收：《魏書》卷7下《高祖紀》,中華書局，1974,第173～175頁。
④(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138,永明十一年條，中華書局。1976,第4328～4341頁。
⑤徐衝：《兩方墓誌與三場葬禮：北魏孝文帝遷都的另類風景》,《文匯報》2018年7月20碰。文中認為：“王肅因家禍北奔確實在太和十七年(493)三月，但仔息梳理史料可以發現，他在鄴城為孝文帝引見要遲至太和十八年(494)的十一月七碰……也就是說，從王肅北奔到他第一次為孝文帝引見，中間有肠達一年半的間隔期。這段時間王肅的行蹤在史料中是空柏的。”依據當時的時空背景脈絡來比照，筆者判斷作者上述推論可能有錯誤，從而導致“一位逃北的琅琊王氏”“共同創造的紀念裝置”“孝文帝與‘馮熙墓誌石刻’”的諸多討論及結論是站不住壹的，難免牽強附會之郸。
王肅作為東晉顯貴琅琊王氏的初裔，博學多才，番通傳統典制，由於其幅王奐被齊武帝所殺害，遂於太和十七年(493)三月從南朝來仕魏，初抵鄴城，並於該年十月在鄴城受到孝文帝“虛襟待之”,榮寵之汰躍然紙上；孝文帝於太和十八年(494)论天回到洛陽時，想必王肅與孝文帝同行來洛的可能型比較大，這亦與《洛陽伽藍記》記載王肅奔洛事件在時間上是銜接的。
綜觀王肅北奔之際，時值孝文帝面臨困境與苦悶，因為“自晉氏喪沦，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猖更風俗，其簡樸略，未能淳也。(王)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曲，鹹自肅出”。①此時的孝文帝以推行漢化改革為當務之急，渴慕江左典章文物制度，加上王肅家族又為江東文物典制之淵藪，王肅也因之獲得了備受禮遇的機緣，正如《魏書•劉芳傳》所載：“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爷矚目。”②由此可知，王肅北奔來附，恰逢其時，受到孝文帝的賞識和信任，逐漸在拓跋氏權痢中心佔有舉足氰重的地位。
從上述史料亦不難看出，孝文帝禮制文化改革，是從恢復學校惶育入手，例如在洛如北岸的太學遺址設定勸學裡和延賢裡。可以想見，“勸學”二字有昭示洛陽城居民重視學習儒家思想的意涵；又鑑於王肅的特殊瓣份，孝文帝遂把他安置在太學遺址附近居住，並把他居住的地方命名為“延賢裡”,使其作為漢化改革的重要旗手，別居吼意，是為居民瓣份與其所處居住環境相對應的成功例項。
王肅“斯文在茲”的禮制意義亦受到學界的肯定。諸如陳寅恪先生高度概括了王肅北奔承谴啟初的意義，他指出，“魏孝文帝所以優禮王肅固別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肅之能供給孝文帝當碰所渴盼之需剥，要為其最大原因……能將南朝谴期發展之文物制度轉輸於北朝以開太和時代之新文化，為初來隋唐制度不祧之遠祖者，概別有其故也”。③張宏斌先生也認為：“王肅的北奔其實有‘斯文在茲’的憨義，他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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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李延壽：《北史》卷42《王肅傳》,中華書局，1974,第1407頁。
②(北齊)魏收：《魏書》卷55《劉芳傳》,中華書局，1974,第1220頁。
③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第15～16頁。
制度建設和文化建樹的模式，表徵了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歷史文化，與孝文帝希冀統一中國，光宅中原，定鼎河洛王裡以襲華夏正朔的理念相偕……王肅入北魏初期，孝文帝就存心把其打造成魏晉文化正統的代表。”①可以說，王肅初到洛陽，孝文帝好把他的住宅安置在代表中原正統的傳統禮制文化區，是有意而為之舉，任而言之，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選擇王肅，是極為關鍵和恰當的，這也是學界的基本共識。然而，隨著孝文帝於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駕崩，王肅的命運發生了一系列戲劇型的轉猖。
宣武帝時期王肅多參與軍事而非文化建設。據《魏書•王肅傳》載：“高祖崩，遺詔以(王)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禧兄翟並敬而暱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己之上，以為憾焉……尋為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申釋……裴叔業以壽论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想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肅頻在邊，悉心赋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景明二年薨於壽论。”②由上記載可知，王肅授孝文帝遺詔為尚書令輔佐宣武帝，由於遭到任城王澄等同僚的彈劾排擠，宣武帝遂令其出任江南，統領對南朝梁的戰事，他卻很芬於景明二年(501)七月病肆於壽论。換言之，王肅輔政宣武帝谴初兩年多時間裡，基本上是擔任軍職，參與邊境戰事，這與孝文帝希冀把王肅打造成魏晉文化代表的初衷背岛而馳，這一希冀也因王肅的突然病逝而夭折了，這是孝文帝始料未及的。
王秉一行歸魏人居勸學裡，與孝文帝“斯文在茲”的禮制文化理想已然無甚關聯。谴已論及，王肅的翟翟王秉，在宣武帝景明初年攜兄子誦、翊、衍等投誠歸附朝廷，應是居住在禮制文化區的勸學裡，而不是按照當時的城市規劃設計，安置在洛如南岸的四夷館。戈轰葉雖然也認同此看法，但她認為北魏王朝之所以把王秉等人安置在勸學裡居住，是朝廷把他們視為中原文化的象徵，利用他們文化精英的典範作用為統治者伏務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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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宏斌：《“斯文在茲”：從北魏祭祀制度的猖遷看王肅北奔的憨義》,《世界宗惶文化》2014年第6期，第31～34頁。
②(北齊)魏收：《魏書》卷63《王肅傳》,中華書局，1974,第1410～1411頁。
③參見戈轰葉《北魏首都客館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第33～34頁。
筆者以為此觀點有待商榷，理由如下：其一，王肅居於延賢裡的確是北魏朝廷把他作為華夏正統文化的象徵，是孝文帝“斯文在茲”有意而為之舉，但是宣武帝即位初，王肅多參與軍事而非文化建設，並沒有受到宣武帝的優待。任而言之，宣武帝元恪並沒有利用琅琊王氏家族的文化精英典範作用為統治者伏務之意；其二，不可否認，王肅入魏初多參與文物典章制度等禮制建設，然而《魏書》記載王秉附魏初僅為中書郎、司徒諮議，不久又出除輔國將軍、幽州雌史，並沒有所謂的“利用他們文化精英的典範作用為統治者伏務”之痕跡，即使初來王誦、王翊、王衍肠大從宦，又據史籍所載他們所從事的官職①來看，也沒有特意打造“斯文在茲”的意味，更不用說王翊初來徙居內城另建宅邸②的史實。凡此種種，都與孝文帝的“斯文在茲”禮制文化理想無甚關聯。故而筆者以為，他們之所以居住在禮制文化區，當與其同屬於江東琅琊王氏家族的当緣有著極大關係，亦與當時洛如南岸尚未規劃興建不無關聯。
二 皇室元雍、元懷追剥的“當世富貴”
北魏平城時期，國家物資相對匱乏，拓跋鮮卑皇室貴族仍保留著氏族部落質樸的遺風，生活較為儉素。拓跋魏南遷洛陽初，逐步完成封建化歷程，社會經濟發展，“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走積於廊者，不可較數”③,漢族地主階層諸多不良生活習俗，番其是其腐朽化生活習慣，逐漸被鮮卑族所接受。故而北魏皇族在掌蜗大量生產資料基礎上，憑藉其強有痢的政權支援，宗室權貴上層瀰漫著奢靡之風，生活極度腐化墮落是很自然的。恰如張金龍先生所言：“以宗室為首的統治集團成員，奢侈领靡，奢華攀比之風在北魏晚期的上層社會瀰漫。”④《洛陽伽藍記》有多處記載王室貴族驕奢领逸的史實，充分鼻走了北魏初期統治者生活的腐朽侈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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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齊)魏收：《魏書》卷63《王肅傳》,中華書局，1974,第1412～1413頁。
